毛泽东在韶山11天，后来的批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一张大字报、将刘邓逐渐逐出历史舞台等等事件，不一定全是在滴水洞思考的结果，但肯定有一定的关系。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毛泽东在滴水洞至少写了一首诗，给江青发了一封信，代表了毛泽东最初发动文革的设想。

毛泽东时代的种种痕迹，在邓小平只做不说的努力之下，慢慢地淡出。对于中国人民的遗忘本事，邓小平充满信心。只消大家都忙着赚钱，忙着买房子买地买车买妓买文凭，谁也没空怀念什么毛泽东。毛泽东最后真的成了钟馗那样的符号，让人们用来避邪避灾。以邪避邪，以灾躲灾。在迷信背后似乎也透出一种生存的智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说起毛泽东想哭，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人说起毛泽东想笑。

戴笠之死，是否有可能影响林彪改变其立场呢？这是难免令人起疑之处。 中共进军东北初期，曾经认为有可能从苏军手中接收整个东北，而不让国民党插进脚来。但在与苏军接触后，才知道情况不是如此简单，因为依据苏联与国府签订的协定，承诺国民政府接管东北主权，且因有国际...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第三个干女儿，其父亲孙炳文1927年去世时，周恩来认6岁的孙维世为干女儿。1937年周把孙维世带回家中时的喜悦，让邓颖超已看出其内心秘密。孙维世半生从事戏剧，从毛泽东到林彪，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文革中，她以通敌叛国罪被逮捕，亲笔签字同意的就是周。同年10月14日，年仅47岁的孙遭犯人轮奸后被打死，死状可怖。

40年过去了，黄、吴、李、邱均已故去，他们的名字仍然被捆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媒体和各种出版物上，他们的名字还是与九一三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中共元帅有三位：贺龙、陈毅、彭德怀，透过毛泽东对三位蒙难元帅的态度，可以一窥中共最高领袖的心胸。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批评大跃进，击中毛的要害，此后被定性为“一贯反对毛主席”。文革后期毛泽东对狱中奄奄一息的彭德怀不闻不问，却念念不忘贺龙功劳、亲自为其平反，正是因为贺龙出卖彭德怀有功。

1949年建政后，他的唯一的一次所谓检讨是发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当时因“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天灾人祸，以至天怒人怨，毛本人不得不对这巨大的失误有所交代，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也确实大力提倡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曾说过：“错了，就要检讨，这是我们党的规矩。”但他自己从不遵守这个规矩。

共产党这种组织，有一套邪恶的党内保健制度，其中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疗方案，必须经毛批准，但毛并不是医生，又不懂医学，不可能在医疗上提供任何意见。所以这条规定的实质，就是赋予毛对他的同僚有生死予夺之权。

1986年春，原任中共《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刘家驹撰写林彪传。他历经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获取了大量史实。他表示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

中蒙两方结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中方认定该飞机采取了主动迫降措施，只是“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蒙方却认定飞机未有采取紧急着陆措施。主要相同点在于：双方都认为飞机的着陆速度过大，油箱存油造成爆炸燃烧。中方认定这两点是导致飞机坠毁的主要原因。

纪登奎 晚年闲话中，纪登奎谈论最多的是毛泽东。可以说，谈论毛泽东，是纪登奎一种情难自已的永恒话题。茶余饭后，或街头散步，他常常自然而然地就把话题转到了毛泽东身上。他讲与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也谈对毛泽东的认识看法。从这些闲谈中，能够看到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

提要：文革中，中共发布过许多文件和所谓罪行材料。不过这些文件大多数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套话、空话，那些罪行材料也大多数是伪造的。但是，当时向全国老百姓公布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中，有一个特殊的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它在全国人民的思想中引起巨大震动...

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支持就越来越少，刘少奇的处境就越来越艰难。个人崇拜成了时刻戴在刘少奇头上的紧箍咒。刘少奇作为第一接班人的悲剧命运从这时起可以说就已经注定了。

１９６３年始林彪就是养病，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罗瑞卿与贺龙靠得近，就算有点怠慢林彪也并非不正常，要害是罗贺又与刘邓关系密切。毛泽东要实现其大目标，必然先寻找突破点、扫清外围，其中当然要有军队代表，如果不动罗瑞卿也是动别的人。林彪就算有整倒罗瑞卿的愿望也仅限于个人恩怨，且成功把握并不大。两相比较，应当是毛泽东主动出击罗瑞卿的可能性大得多。

周以千变万化长期存活，居高不倒。（网络图片） 几乎从中共创党之时期，周恩来就位居中共高层，终其一生而不倒，置身在这部世界上最残酷的绞肉机，并陪伴动辄龙颜大怒，大开杀戒的暴君毛泽东，周以千变万化长期存活，居高不倒。 周外形健美，以文质彬彬、风度翩翩著称，...

1946年9月底，孙维世回到哈尔滨。由于孙长得很漂亮，又没有结婚，同时被林彪与刘亚楼看中，两人都想把孙维世追到手。一个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一个是参谋长，为此两人争风吃醋，发展到几乎要动武的地步。

毛主席把林彪立为自己的接班人，主要是为了他身后，让文化大革命受到维护。然而，从“九大”政治报告起草中，毛主席看出了林彪不是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而是上海帮。到了庐山会议，毛主席发现林彪不但不是他的思想继承者，也难说是组织上的继承者，而且对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上海帮都不能容了。现在他还活着，林彪就对上海帮这样，今后林彪接班了，那些人肯定没有好结果，那么文化大革命也得被否了，或是名存实亡了。那样一来，毛主席立林彪为接班人的初衷就落空了。

邓小平上世纪二十年代担任的所谓中央秘书长纯属忽悠。邓小平没有参加百色暴动。邓小平因“毛派分子”被打击而落的第一落名不符实。邓小平与妻子金维映离婚的原因存疑。遵义会议中邓小平的中央秘书长并不存在。

邱会作认为，“林彪要讲的内容，毛主席事先知道。但他把上海帮的问题说到一定的程度，影射他们“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听者产生那么强烈的共鸣，毛主席可能没有料到。我以为，退一步讲，即使林彪把过头话说出去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后来事态发展到上中央委员群情激起要揪张春桥，触及到搞文化大革命的“红人”的政治命运，毛主席就另当别论了。”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青，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