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林彪搞了“反革命政变”，那不过就是不得不编造的一个谎言，对外唬唬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而已，否则何以解释毛泽东亲手树立的接班人会“叛逃”呢？更何况这些人早年都是毛泽东的嫡系手下，打过仗，立过功，无非就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了江青“上海帮”等人，林彪一死，将他们四人从关键的工作岗位上拿下，换上自己信得过的其他亲信即可。这也是毛泽东为何对黄吴李邱四人采取如此政策之初衷。由于华国锋的局限性和汪东兴的私心作祟，黄吴李邱四人终于在劫难逃，又一次遭到新一轮的更残酷的政治迫害。

王瀑声等人秉承邓小平、彭真的旨意，先将“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大帽子扣在邱会作等人的头上，以所谓邱与林彪关系“密切”就属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当总后勤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林彪安排的，这就是证据！”

中央里只有一个人是不许碰的，那就是周恩来！邱会作说：“对于周恩来，定下调子是‘好人违心地’做事，原则上不许提及。”周恩来文革当中实在有太多的“可议之处”，如果细细翻老底，周恩来的陋行岂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邓小平、彭真等人要全力维护周恩来的“圣人”形象，自然不喜欢人们揭发周恩来的黑暗面；其次，文革中被打倒之人多被认为犯了滔天大罪，是戴罪之人。以林彪事件而论，林彪与军委办事组诸人早被彻底污名化，尤其是那些“阴谋政变”、“另立中央”、“篡党夺权”等罪名已被广大民众耳熟能详。

林立果叫人偷偷地在叶群的保密电话机上安了一个窃听器，把线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接进B箱，就可以直接偷听、偷录叶群和别人的通话了，林立果一共偷听，偷录过叶群的多少电话，不得而知。但是，他秘密保存着几盘十分重要的录音带，准备有朝一日，只要他把这些不可告人的电话录音放出来，黄永胜和叶群等人就会乖乖地让他牵着鼻子走，对他俯首贴耳，有求必应。

中共各大区对几乎所有新占领区中的地下党及其相关武装力量，如广东党组织、云南地下党、湖南地下党、福建地下党、南昌地下党、滇桂黔边纵队、海南岛琼崖纵队以及地下隐蔽人员等等，不论就个人事实上有无问题，几乎都被认定为组织“严重不纯”，有的不被承认。一些发生问题或被怀疑有问题的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干脆被打为“匪特分子”或“恶霸地主”集团，惨遭判刑或枪毙。建政初中共党内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委第三书记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扬帆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发生，亦是在此种情况下造成的。

在抗战后期，黄永胜曾和一个漂亮的地主女儿热恋过，但他当时已经同项辉芳结了婚。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黄永胜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因此受到过聂荣臻的严厉批评。黄永胜感到脸上无光。

毛泽东多年来在处理党内关系上，经常搞平衡，或者叫博弈，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但是这一次的博弈，或者叫游戏，或者叫玩笑，真的开得太大了，把老本都赔上了。林彪事件，前面不管是搞王明搞刘少奇搞高岗，搞高岗很轻松啊，搞过高岗以后游山玩水呀，吟诗啊，非常轻松的，革命豪情呀。这次不对啦，这次把老本都赔上了，代价太大。

起初专案组对她还比较客气，开的伙食也比较好。由于她在很长时间坚持认为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走的，并讲了“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之后，处境开始恶化，身份由“九一三”的“功臣”变成了“林彪留下来的钉子”，待遇大变。伙食标准也由“贵宾”而变“小灶”，再转为“中灶”而“大灶”。她的居住条件，逐步也变得恶劣起来，身体受到很大损害。

据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回忆，“林彪这个人很动脑筋。”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林请求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吴忠认为这个重要材料反映了林彪出逃前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很可以研究，是高级政治生活的内容，动脑筋想一想可以受益的，有好处。”

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了保证自己身后不被清算，决定传位江青、毛远新。毛泽东将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让江青在他去世时顺利接班。毛泽东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革这个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输了。

如果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算起，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有个“四野联谊会”的日本军官兵头义清说：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十多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听说北京有个“38军战友会”时，兵头义清透露日本也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一万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

林彪、陶铸分别为黄埔军校第四、五期同学，两人都是校长蒋介石的学生。1966年文革爆发后，林彪、陶铸托黄埔军校同学萧正仪密携书信赴港，并请在港同学周游协助与国民党联系，寻求投诚蒋介石。两人在信中称“吾人处危疑之局，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肺腑之言唯乞代陈为感。”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

为什么周总理要交给我无法完成的任务呢?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让我来承担“九·一三”事件的历史责任是早已安排好的。特别法庭的任务就是不顾一切历史事实，把“最关键罪行”强加到我的头上，把我打成“最关键罪人”，使我成为真正责任人的替罪羊。然后“宜粗不宜细”的一了百了，盖棺定论。

“中国地下长城”，是目前已知的国内最大的人造军事用途洞穴，自1965年开始，曾在极其隐蔽的状态下施工8年。1973年初，突然废弃，至今仍无人了解其功能、作用以及被弃原因。对此，政府一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仍然未完全解密，根据可考的资料来看，6501工程应该是当年中国最大的一个烂尾军事工程。”

林彪的飞机向北方边境飞去，周总理问主席，说林彪的飞机要出去，是不是打下来?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后来周总理问边境雷达站，飞到哪了?雷达站说，快出境了。这时周总理未请示毛主席，立即命令导弹部队击落林彪座机。”马代表说飞机就是这样被打下来的。并说当时的防空导弹如何好等。

林彪与他的夫人叶群合影。（网络图片） 在庐山会议、上海会议和杭州会议的影响之下，全国又掀起了一阵“大跃进”和“发展社有经济”的高潮。有些省、区急于向公有化程度更高的公社所有制过渡，又肆无忌惮地无偿占有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群众的财产，大刮“一平二调”的歪风...

清理了刘少奇这个老二，按说周恩来这个老二也应该跑不了了。可是早就在此之前，当毛泽东询问整倒刘少奇以后怎么办时，聪明的周恩来推荐了林彪，甘愿自己成为第三乃至更低的人物，从而避免成为毛泽东的直接打击对象。直到林彪被迫叛逃坠机而死之后，周恩来想不当老二也不行了，因为毛泽东实在找不到可以担当老二的人手了，周恩来自然而然的就浮出了水面。

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