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25日，二战期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中）与蒙哥马利元帅（Marshal Montgomery，右）在德国韦塞尔（Wesel）附近的莱茵河东岸行走
众所周知，二战时期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行动派。他出生于1874年，正值被称为“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1815-1914）的时期，也是1870年普法战争后欧洲相对和平的时期。尽管如此，年轻的丘吉尔深知，服兵役是通往政治晋升的可靠途径。他认为，要想成为政坛上的伟大领袖，首先必须在战场上有所建树。以下便是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领袖的五个必要因素。
要素一：积累经验（Experience）
丘吉尔并非学者出身。他认为自己的学生时代是“一生中唯一贫瘠而痛苦的时期”。除了写作和历史，他在学校的其它科目成绩平平，因此从未上过大学。不过，他经过三次尝试之后，终于考入了桑赫斯特王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并于189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后加入了第四女王专属骠骑兵团（4th Queen’s Own Hussars）。
从1895年到1900年，青年时代的丘吉尔在古巴、印度、苏丹和南非等地担任战地记者，亲眼见证了他所追求的行动；在此期间，他被授予西班牙军事功绩勋章（Spanish Order of Military Merit）、印度奖章（India Medal）、女王苏丹奖章（Queen’s Sudan Medal）、赫迪夫苏丹奖章（Khedive’s Sudan Medal）和女王南非奖章（Queen’s South Africa Medal）等。
1899年竞选下议院议员失败之后，丘吉尔重返战场，报导南非第二次布尔战争（Second Boer War）。正是在这里，丘吉尔声名鹊起。1899年11月15日，他乘坐一列装甲列车时，布尔人发动袭击，导致数节车厢脱轨。尽管身为记者，丘吉尔仍然冲锋在前，保护列车并清理铁轨，最终使列车得以脱困。最后，38名英国士兵阵亡或受伤，23人被俘，丘吉尔也身陷囹圄。
就像他的学生时代和驻防生活一样，战俘生涯也让他感到枯燥乏味。然而，这也为他提供了一次新的冒险机会。12月的一个夜晚，他逃出了战俘营，跋涉约300英里，穿越敌军防线，最终安全抵达今天的东非国家莫桑比克（Mozambique），并在那里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他对冒险的渴望以及他描述这些冒险经历的文学天赋，不仅使他成为收入最高的战地记者之一，也使他得以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
1944年7月23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日（D-Day）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左）、英国第二集团军司令迈尔斯‧邓普西爵士（Sir Miles Dempsey，中）和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Marshal Bernard Montgomery，右）视察了被摧毁的法国卡昂市（Caen）。（STF/AFP via Getty Images）
要素二：见多识广（Knowledge）
正如上文所述，丘吉尔并非知识渊博的学者。然而，他热爱文学和历史，除了撰写战地通讯、参与战斗或参加马球比赛之外，他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阅读和学习。军旅生涯中的大量空闲时间让他得以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学习。他研究议会辩论，记录论点，并形成自己对每一种论点的看法。正如丘吉尔研究专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ulle）所言，“丘吉尔通过阅读名著，把自己变成了一所大学。”
丘吉尔当然会读书消遣，但是历史著作、传记以及相关的辩论材料并非普通的休闲读物。他利用在军队服役的这段时间，为自己未来的政治生涯积蓄力量。正如他渴望冒险一样，他也渴望知识和智慧，以便将审慎与勇气融为一体。
要素三：坚持原则（Principles）
丘吉尔于1901年就任英国议会议员（Member of Parliament，简称MP）时，他已经在四场战争中英勇作战，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地记者之一，并著有五本书。年仅26岁的他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博学多识？当然是的。勇敢善战？毫无疑问。立场坚定？毋庸置疑。
如同任何政治人物一样，丘吉尔必须选择一个政党，他最初选择了保守党（the Conservatives，即托利党/Tories）。然而，他并没有为了党派而放弃原则。例如，他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保守党也长期坚持自由贸易立场；当保守党开始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时，他作出了公开的批评。1904年5月31日，在议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从保守党阵营转投至自由党阵营（the Liberal）。
丘吉尔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一直留在自由党，直到该党开始支持新兴的工党（Labour Party）。在丘吉尔看来，工党过于接近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他一生都深恶痛绝的政治运动。1924年，丘吉尔重返保守党，并在保守党度过了他余下的政治生涯。
正如他深知战场上勇气所带来的风险一样，他也洞悉政治斗争中勇气所带来的风险。为了原则，这样的风险是值得承担的。
1934年，英国保守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左）与英国自由党领袖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右）在伦敦市区并肩而行。（STRINGER/FRANCE PRESSE VOIR/AFP via Getty Images）
要素四：先见之明（Prescience）
或许是丘吉尔的经历以及他对人类历史的深入研究，造就了他的先见之明。无论这种洞察力是后天培养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丘吉尔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往往被证明是正确的，例如他认定苏俄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和俄国革命具有危险性，对德国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采取绥靖政策，信任苏共领袖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并与苏联结为盟友，预见过早给予印度独立所造成的人道主义代价，以及预测冷战即将到来，如此等等。此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军需大臣，他坚定地支持他所谓的“陆地履带”（land caterpillar，即坦克），确保了坦克的研发和在战争中的必要应用。
尽管丘吉尔的这种先见之明常常使他被贴上战争贩子的标签，但他称这种对他的指责是“残酷无情的”。
回顾二战期间的领导，他说道：“十年的政治冷落使我摆脱了普通的党派纷争。过去六年里，我发出的警告如此之多、如此详尽，如今又被如此惨痛地证实，以至于无人能够反驳我。我既不能因为发动战争而受到指责，也不能因为战前准备不足而受到指责。”
要素五：坚持不懈（Time）
“伦敦将面临危险，而我将身居高位。”丘吉尔早在1891年他年仅17岁时就告诉一位朋友。“拯救首都和拯救帝国的重任将落在我的肩上。”
当然，他当时说出那番话时，没人会相信。事实上，如果那时他真的试图领导一场政治或军事运动，也不会有人追随他。
丘吉尔似乎从小就预感到自己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并毕生为此奋斗。他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勇气，以及他勇于坚持原则、敢于直言不讳的作风，使他有能力带领英国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数十年来，他在人生的试炼场上奋战，这确保了他的声音能够超越其他人，使他的听众能够效仿他的勇气，即使他曾说过：“倘若我们这个岛国的悠久故事终将落幕，那就让它在我们每个人都倒在地上，被自己的鲜血呛死的时候结束吧。”
要成为这种理念的倡导者，并因此而备受推崇，并非仅仅因为文笔出色——尽管丘吉尔的文笔的确闻名遐迩。相反，这需要漫长而艰辛的磨砺，是由那些使丘吉尔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领袖的品质铸就而成。这些品质，也是当今各个领域的领导者应当学习践行的。
作者简介：
达斯汀‧巴斯（Dustin Bass）是播客节目《美国故事》（American Tales）的创始人兼主持人，也是“油管”（YouTube）频道“历史之子”（The Sons of History）的联合创始人。他为《大.纪.元;时报》（The Epoch Times）撰写两个每周专栏：《历史人物》（Profiles in History）和《本周历史》（This Week in History）等。他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原文：5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Winston Churchill for Today’s World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