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康生作为观察员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坚持秉承毛的旨意，与赫鲁晓夫唱反调。1962年，康生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导致小说作者李建彤以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关押审查，而牵连在内的共有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康生之残忍可见一斑。

康生说：“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去找地主富农，你找不到。他们在人民政权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 康还说：“老区的地主富农，把财产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 在经验交流会上，康生大谈其挖底财的经验（实际没有挖出多少），陈伯达听了大叫起来：‘唉呀，我犯了个大错误，忘了挖底财啦，我要补课！’。本来，他在静乐搞的那个点的土改结束了，却又匆忙赶回静乐去挖底财，‘左’的劲头真可以呢！”

2009年，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撰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其中写道：（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职位上）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这1万5千个特务到底是怎...

康生和周恩来过从密切。康病后，周恩来多次来看他，说他们同年生（1898年），还说他们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个人（指周、康、陈云）了，康比周早死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这个消息没告诉周（因他在病中），周在病危时跟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儿去吧！”现在书上都避讳康而说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里去吧！”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1949年，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红卫兵头目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自那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座上客。为了接待首长，还特意开辟、装修了一处温馨舒适的“首长接待室”，内藏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这些“首长”定期、不定期地多次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抢掠侵吞大批的珍贵文物。一时间，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最多的时候，“首长”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九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

周的病情是由汪东兴和张春桥向毛报告。开始时毛并不完全相信。他认为好多病情是医生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找来的麻烦。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曾问我，为什么查尿可以看出癌来呢，而且那么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认为，周外表上看来丝毫没有病容，怎么可能得了癌症。他说，既然是癌，那就无法可治了，何必再检查，再治疗，给病人增加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不如听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一些。他说：“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害人者必遭报应，曹轶欧曾患过一种特殊的病症，这种特殊病症与疯狂年代和极左政治有特殊关系。她经常白天黑夜地做恶梦，梦见有许多奇形怪异凶恶的人要杀她、追打她，后来甚至于白天她也见到冤魂向她索命，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话说：“主席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两腿缩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分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

曹轶欧住进这座楼后，时时感到犹如生活在囚室中。人们的咒骂使她终日恐惧、忧虑、痛苦、紧张和不安。她怕敲门、怕响声，更怕人，特别是怕受过她迫害的中老年人。她经常白天黑夜地做恶梦，梦见有许多奇形怪异凶恶的人要杀她、追打她，后来甚至于白天她也见到冤魂向她索命，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

【好人难当】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

延安时期这一时期，中共偏据西北瘠地，物质贫困，客观条件对贪占有所制约。“鲁艺”印尼侨生古达（1917～？）：物质生活的艰苦、贫乏，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那样产，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大家平均分配只够维持生存的物质，仅够温饱，没有可供你争我夺的物什。[①]中共...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

据后来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讲，在毛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有多达15000人被打成特务。而其中，一个真的特务都没有。（百年真相提供）上世纪30年代，延安曾是中共大本营。中共理想主义的宣传，吸引众多青年男女投奔延安。但是，据后来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讲，在毛...

张三洗本名张宗可，字少卿，他一生中还用过诸如张叔平、张沄（又作张耘）、赵云、赵容等，但都不如他于1933年在苏联起的化名更令人谈之色变──康生。在康生的一般性传记中很少人提及“张三洗”这个名字，事实上，“张三洗”是康生一生中若干化名里最为敝帚自珍的一个。何谓“三洗”，早年的康生将其解释为“洗心、洗脑、洗精神”，延至晚年，康生又将其解释为“洗脸、洗脚、洗屁股”

当毛通过整风取得党内独尊地位后，他必须出面收拾残局，消解普遍的不满和怨愤，扫除恐怖和压抑的气氛，为抗日胜利后与蒋介石的内战作最后的准备。在毛的人事布局中，除了王明完全出局之外，其他的中共高官还将为他所用。所以，毛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缓和矛盾、化解恩怨，他必须找出收拾整风残局的办法，于是把整风的全部罪过推到的康生的头上。

中国著名学者王元化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的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他就是顾准，是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因为坚持独立思考 ，坚持讲真话，一生饱受磨难，两次被打成右派，妻离...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

北京医院负责治疗康的几位医生朋友后来告诉我，康生有精神分裂症，不知为何获准出院。康生是北戴河会议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的活跃人物。毛在十中全会上攻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借历史小说刘志丹替高岗翻案。审查习仲勋反党的专案审查小组的组长就是康生。我跟习仲勋很熟，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和习仲勋黑爪牙这些罪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康生这次对党领导干部的审查，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基础工作。

1959年4月21日，金柏麟被捕。审讯中，金柏麟爽快的承认了他写匿名信的事实。他说，江青入住锦江饭店时，他正好路过那里，一眼就认出了江青。当天回到办公室后，他用打字机打了两封信，一封从上海寄出，另一封到北京出差时从北京寄出。他写这两封匿名信的目的，就是想把江青当年那些丑事抖搂出来，羞她一羞。最后，军事法院以“泄密罪”，判处金柏麟有期徒刑3年。据说，当时有军队高级将领发过话，说金柏麟是“革命烈士”子弟，可从宽处理，才有了这么一个结果。金柏麟后被押解到大西北的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