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说：“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的工作环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热爱和尊敬我的祖国和人民。虽然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以来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绝望，迫使我和我的家人不得不成为逃亡者。”

说康生有文物癖绝不为过，他收藏之丰富，无人可以匹敌。但他四处搜刮夺取之时，却忘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终归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1972年初，在一次对高级干部的例行检查中，康生被查出患有癌症。从这以后，他的性情开始变得孤僻、古怪、多疑，说话离谱，而且拒绝接受治疗，不服药、不吃饭，甚至...

早年间，康生在写给赵万里的一封书信中提到了陈寅恪：赵万里先生：多日未见，闻大小忽雷已购到，未知传奇钞本亦购得否？兹有数事请教：王静安先生遗书久购未得，今书店送来一部，大概是三六年版本，印得还好，索价一百二十万。此书是否不易找到，价目是否贵些？记得似乎有一刊物说：陈寅恪先生对会真记...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他自己没有怜悯之心，毛很懂得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样利用它。可是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他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销。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

康生在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这样的评选标准古今中外都属奇葩，而这也估计只有如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才能想出来的吧。

钱瑛是中共第一任监察部长，当初憧憬着中共许诺的新中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做了三件好事，却成三道催命符。钱瑛至死可能都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百年真相》提供）1973年7月26日深夜，中共第一任监察部长钱瑛，在病痛和冤屈中凄惨离世。此时，她头上还扣着叛徒特务的大帽子；中国这个文明...

1960年康生作为观察员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坚持秉承毛的旨意，与赫鲁晓夫唱反调。1962年，康生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导致小说作者李建彤以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关押审查，而牵连在内的共有6万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康生之残忍可见一斑。

康生得到毛信任的原因有三：第一，他在苏联悉心照料过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第二，1938年，45岁的毛泽东想跟24岁的江青结婚时，不少人因为江青在上海男女关系混乱表示反对，但康生坚决支持；第三，康生在苏联待了四年多，亲历了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运动，亲自参加了一系列整人事件，有很多整人“经验”，正好为毛所用。

梳理刘少奇冤案并分析其历史背景，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没法论述刘少奇冤案的全部情况，只说说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我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7月9日，毛在召见邵力子等人时，邵仍希望毛支持节育，但毛却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

中共最后却只处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而滕海清因中共中央认定“内人党”是林彪和四人帮直接干预，康生与陈伯达授意、指使而造成的，滕海清只是政策的执行人，同时念及此前的功勋、贡献，决定从宽处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自然与中共无法清算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的原因是一致的。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1978年曾报请华国锋，要求平反“内人党”案。1979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滕海清在内蒙所犯下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之后，于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第二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在挖‘内人党’中，内蒙遭受的酷劫是骇人听闻的，林彪、康生、四人帮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这一惨案的罪人！

“桃园经验”开政治迫害的先河。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