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半导体相伴的日子比煤油炉还长，从插队开始就听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最早跟着姐姐在家中的无线电听过越剧，也就四五岁光景，不记得那缠绵的腔调，却知道剧名：《追鱼》、《血手印》。后来有矿石收音机，俺哥组装的，没有遮盖，是赤膊露点全裸的，很黄很暴力的样子。构件器官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969年，一首歌曲在江苏省江浦县一个南京知青的小茅屋里诞生。从此，它在知青中辗转流传，从寒冷的塞北草原到西南的热带雨林，从西北的戈壁沙碛到东海之滨的盐碱荒滩，哪里有知青栖息的足迹，哪里就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歌声。这就是曾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普及最广的《南京知青之歌》。这首知青之歌带给作...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个姓张的人，在林建三师一团工作。我曾就此案与张某详谈，当时他说：“那几个轮奸犯很顽固，在专案组强大的攻势下，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认后又反复翻供。那个受害的女方刚开始有思想顾虑，不敢接受自己曾被轮奸的定案，后来组织上再三给她做‘思想工作’才认可这个结论。”另一个曾在林建三师工作过的朋友对我说，当时对这几个犯人还上了肩背铐，并加了楔子。有一个人熬不过去了，下了软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献忠书”是一份卖身契约。“开膛剖腹”，“挖”出自己的心，献给伟大领袖，献给红太阳，得到的不是直接的钱财地位，它只是一种证明，证明你的心是“红”的，证明你的人是“忠”的，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你的肉体的存在。这是无价的交换，失去的是人文精神，献出的是独立人格，交出的是自由思想。 三四个月后，1969年，我离开上海，和我哥哥的那帮亭子间的同学一起离家，去吉林省怀德县插队落户。

对我来说，城乡差别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它是一种回忆，一幅图景，是高山深谷，是一种令人战栗的现实。我宁愿那些富有人情味的乡土客店快些消失，尽管我曾在那里感受到古朴，安宁和愉快的气氛。我也宁愿那些车把式如今已经有了城里人的精明和狡黠，有了享受的概念，甚至有了无休止的欲望……谁赞美那个已经存在了无数个世纪的大车店，或者在瞻望未来世纪时无视这一悲哀的现实，那么他自己不妨先去住上一宿。

在上海崇明岛某某农场生活了六年多，我把这段时间称为苦难岁月。岁月虽是苦难，我有三个好兄弟与我如影相随，不离不弃，让我稍许有点安慰。他们是，我的搪瓷饭碗、香烟和《诗词格律》那本书。一日三餐都无法离开的好兄弟——搪瓷饭碗。在农场我们男孩使用的饭碗，一般都比较大...

中共动员知青去农村山区上山下乡。（网络图片）我在农村上山下乡插队总计八年半又四天，把我从一个曾经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的少年折磨成浑身伤痛，身心俱疲，不敢有梦的青年。我们是被牺牲、被蹂躏的一代。1968年10月18日，我们，江南一所著名中学的一千多个学生知青，被学校的邻居，江苏省军...

在崇明某某农场六年多的日子很是难熬。小小的连队，除了几只苍蝇蚊子与你作对以外，更有各种的人与你过不去，因为当年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精神似乎已经深入人的骨髓。与人斗其乐无穷，有时候斗得惊心动魄惨烈无比。一个姓黄的民兵排长看上去很是平常，矮矮的个子，遇人讲话似笑非笑的样子。刚到农场不久的...

连队北侧的北横河，宽度至少在50米以上，是崇明岛东西向的最主要的人工河我在上海崇明××农场生活了六年多，我把它归类为苦难的岁月。六年农场生活，吃不饱是主旋律。我们当年是如何的吃不饱，现在的年轻人永远不能想象，因为饥饿，为了一顿饭可以干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大...

在上海崇明岛某某农场生活六年多的日子很是难熬。说日子难熬是因为在那二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有无数的坎等着你，有的坎几乎无法逾越——我最私密的日记本被人偷看，即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道坎。凡事皆有因，起因即是那个时代播放最多的两首歌曲，我不说想你猜到。一首是《东方红...

在崇明××农场生活了六年多，我把它归类为苦难的岁月。六年多的日子很是难熬。难熬——不仅仅是生活很艰难，工作很繁重，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郁闷，与对前程的茫然。大约到了1970年年中，前途一片茫然暗色中出现了一丝亮光：上调。所谓上调就是跳...

高大同是我和李木鸡的同学。他虽然和我们一起来农村，却并不算插队。他算回原籍，即通过自己联系，回原籍农村。高大同的原籍就是我们插队的这个村庄。我们面对的是一些素昧平生的农民，而高大同却是回到自己的亲人中间。他几乎与全村的人都沾亲带故。那时村里要经常开黑五类的批斗会，但黑五类与贫下中...

我在山西岚县最西边的一个小山村插队，村里不足四十户人家，我们村离县城六七十里路，在县城的最西边，县城的周边方圆五里左右是平地（虽说是平地，也是高低不平）。从县城一路向西五里开始进山路，顺山势之间的县级公路向西，越走越高，弯弯曲曲，高高低低，七拐八拐走上近六七个小时才能到我们插队的...

查夜迷迷糊糊之中，我被人推醒了，一个低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哎，起床起床，该你们了。我腾地坐起来，霎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赶紧穿衣服，一面就小声叫起了身边的小毛小沈小阎几个女孩，悄没声地，几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全副武装：棉裤里套上了毛裤，棉鞋棉袜里再塞上双毛袜，圆...

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事发之后，最信赖的那个好朋友会起来揭发他，甚至还会有那样详细的侦查记录。哪天、哪时，在何地干什么。他怎么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隐秘的欢愉时，有双眼睛在盯着……那还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可以知道”的那种信任。秘密的分享最后都成为笔录，然后在整风时居然被公开读出来。而我们，这些当时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这件事看成错事。

但《失》书中一些数据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若非读到此着，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信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在文革年代，有大批中国知识青年为了躲避中共迫害，试图从广东偷渡到香港，过程中有许多人不幸罹难，至今难以统计。为了追悼这些罹难的逃港知青，一场拜祭追思活动，星期六（6月8日）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信守着年年岁岁，永不相忘的承诺，当年逃港的幸存者和亲友们在新泽西的恒福陵园举行拜祭仪式，...

老人以为，死可以为自己一生的苦难、为儿子蒙受的冤屈解脱。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难也许解脱了，儿子的头上又加了一笔：母亲畏罪自杀。家门贴上了封条，知青徐某无家可归，又不敢回乡，只有四处流浪。 1978年的10月10日，云南农场一名女知青因为难产不幸猝死，引发云南知青的愤怒。下乡十年，平均年龄30岁，依然集体住在最初简陋的茅棚里，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知青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他们联名上诉，自发组织请愿团一批接一批地向北挺进。 因为重重受阻，代表们集体卧轨，他们手挽着手、沉默坚决地坚持了三天三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