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6日，戴局长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胡同汪时璟家举办宴会，宴请汪伪政权在华北的高级汉奸。宴会结束时，戴笠拿出一份名单，将赴宴者照单逮捕，立即押送监狱。曾任汪伪“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也在受邀之列，但他没有出席当晚的这场“鸿门宴”。他是在八道湾家中被捕的。面对军警的枪口，周作人只说了句：“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然后便随着军警离开了八道湾。

最初，周作人被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这所监狱归中统局管理，制度较为严格。每个入狱者都被编了号码，每晚要进行点名。年过60岁的犯人可以照顾住东西两头的大牢房，允许用火炉取暖，但是要自己负担煤火费，在饮食上也可以得到适当照顾。

关押了不到半年，周作人与另外13人被押送南京受审。1946年5月27日的《申报》报道说：“巨奸王荫泰等14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

从记叙的文字看，周作人光头长衫，跟随众人走出了炮局监狱。上车前，有记者请众人逐一谈谈感想，周作人的回答是：“我始终等待就捕，无感想。”

登机前，监狱方为每个人称了体重，唐仰杜最重90公斤，周作人最轻52公斤。每个囚犯被允许携带15公斤的行李，周作人带了自己的著作《谈龙集》。

到达南京后，高等法院分别于7月19日8月9日和9月19日，对周作人进行了3次审理。对于检察官的指控，周作人辩称自己出任伪职，旨在“维持教育，抵制奴化”。还特别提到，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时，他与另外三位教授是奉命留下来看护校产的。

庭审期间，他的学生俞平伯给即将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写信说：“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以不惜。”希望胡适建议政府或者通过其他手段疏通关节，“薄其罪责，使就炳烛之余光，遂其未竟之著译”。胡适回信表示按照美国的惯例，案件在审理当中是不方便说什么的。但是在法庭取证时，以胡适为校长的北大还是为周作人出具了抗战期间北大校产不但没有损失，反有增加的证明。

北大前校长蒋梦麟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实派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产。

沈兼士等14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教授徐祖正等54人，先后致函南京高等法院，联名证明周作人任伪职期间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的实绩。郑振铎也表示：“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虽然有来自庭外这么多种种的努力，但仍然无法洗脱周作人汉奸的罪名。最终，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附逆案作出判决：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周作人不服判决，申请复判。12月19日，法院终审，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1949年1月，随着国军战场失利，不断败退，李宗仁下令释放在押政治犯。坐了3年牢狱的周作人，也搭这趟便车提前重获自由。

1月26日，周作人与前来接他出狱的友人李振邦、尤炳炘一道，离开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出狱当天，周作人口占了绝句《拟题壁》一首以抒胸怀：

一千一百五十日，

且作浮屠学闭关。

今日出门桥上望，

菰蒲零落满溪间。

走出老虎桥的当晚，周作人借住在马骥良家。第二天，与尤炳炘父子乘坐火车赶往上海。抵达上海后，三人雇了两辆三轮，趁着暮色来到北四川路横浜桥福德里的尤家。这一住就是198天。

很快，一些亲朋旧友知道了周作人住在上海，纷纷上门探访。众人知他经济拮据，见面时多有馈赠，以保衣食无忧。

接下来的数月，可谓天翻地覆，许多人或去香港，或渡台海，甚至远涉重洋去了国外。

周作人也曾有过打算。他还在未出狱前，就通过尤炳炘写信给当时已在台湾的洪炎秋，说自己出狱后打算前往台湾，托洪帮忙安排。等洪一切安排妥当，周作人突然又不去了。

此间，胡适路过上海，两次请人带信动员周作人南下，周作人非但不走，还托王古鲁代为致意，劝胡适也一起留在国内。

周作人之所以有如此念头，是因为他自我感觉，与李大钊交情深厚，李被张作霖杀害后，他出面代为料理后事，出力最多。李大钊的子女，是他在保护照顾。

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被警方追捕，是周作人冒险收容，然后变卖了自己珍藏的敦煌书经，换来一笔款子，把他送往日本留学。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要去延安与丈夫团聚，周作人利用职务之便，不但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给她作为路费，还替她办理了出行的相关证件。临别时，周作人还没忘了叮嘱李星华，到延安后代自己问候毛润之好。

周作人其实是深通世故的，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时，曾到八道湾拜访过他。这层关系，周作人是知道如何保持的。如今政权更迭在即，以上所做的一切，是定然会产生作用的。

基于这样一番考虑，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5000余言的亲笔信。由周作人的学生找董必武代为转达。书信的内容和措辞，是免不了要赞美歌颂的，称呼上，特别称人民政府为“自己的政府”。

这封信交出后不久，周作人便决定北归与家人团聚。

获此消息，友人纷纷解囊，助其路费。周作人在日记中一一作了记载：杨南克赠3万元；李小峰夫人赠2万元；龙榆生赠1万元……

1949年8月12日，周作人告别上海，踏上归途。两天后，他终于回到了离别3年多的北平。因为不了解八道湾的情况，周作人不敢贸然回家，当晚就住在太仆寺街的尤宅。

直到两个月后的10月18日，周作人才在儿子周丰一陪同下，回到八道湾自己的家中。

因为“前院正中住着一个排的解放军，每天清早在院子里吹号升旗”，周作人和妻子就住在后院，儿子周丰一一家住在中院。

经过打听，托学生转交的那封信有了回音。据说毛泽东看了信后，淡淡地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吧。”

这倒也合了周作人的心意，他从此做起了翻译工作。

11月17日，也就是周作人回到八道湾后刚一个月，北京市最高法院便传他问话。11月28日，最高法院又来人调查房产。1951年2月，周作人再次上书毛泽东，希望对自己出任伪职一事，能有个新的结论。2月24日，毛的秘书胡乔木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毛泽东批示：“照办。”

1952年8月，周作人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聘为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但汉奸的罪名依然还在，并被明确告知，不准用周作人的名字发文出书，只能使用化名。

这已经使他深受打击了，令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反右运动中，他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竟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负担大增，只好给主管文艺的领导写信。在康生和周扬的过问下，将他的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

期间，周作人曾向法院递交申请，要求恢复选举权，被驳回。代之而来的是基层派出所不断地要求他写自传、写检讨、写改造计划。这样的提醒等于在告诉他，他的专政对象身份并未改变。

1962年，影响他一生的妻子羽太信子去世。有人说，如果不是这个日本女人，周作人的人生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1964年9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原定400元的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

1966年5月，文革开始。从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预付周作人稿费。

8月23日，周作人写下了他此生最后一篇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小将查抄了周作人家，81岁的周作人被拉倒院子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鞭子抽打。后经儿媳向红卫兵求情，才停止了批斗。因为房间被查封，儿媳只好在厨房里给周作人搭了个床铺，让浑身是伤的公公躺在上面。周作人无法承受这种摧残，两次让儿媳给派出所递交报告，恳求允许服用安眠药结束生命，没有获得批准。

他就这样拖着衰残之躯，熬到了第二年的5月6日。那天中午，他喝了老保姆熬的玉米粥后，说自己想要睡一觉。下午两点多钟，家人去叫他吃药，发现他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但他这辈子其实是有过辉煌的。

1918年3月，也就是五四运动前夕，在北大内部新旧两派的对垒最为激烈之际，周作人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文学》三篇文章，他大力提倡“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调之作。张中行先生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

有人一直在问，周作人原本洁身自好，拒绝出任伪职，为何会突然改变主意，走上了汉奸之路？根据他后来的解释，1939年元旦，有日本人指使刺客上门行刺，虽侥幸未死，却令他内心惊恐。他的老朋友，那位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的钱玄同，也因此受到很大震动。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兄忽遇狙，但幸无恙，骇异之至，竟夕不学。”这位钱玄同，就是后来的两弹元勋钱三强的父亲。

受到惊吓的钱玄同说自己“骇异之至，竟夕不学”，已经无法静下心来研究学问了。接着就因恐惧发病，于半月后离开人世，也因此保全了自己的晚节。周作人却选择了委曲求全，一堕而入深渊。

2025-10-19